血液学研究者们用胆识与智慧将骨髓移植技术提升至“人人都有供者”的新时代，而这一切的变化，让我们在一个个完全治愈最终迎向曙光的血液病患者身上看到了印迹。

如果移植的皮肤能够在人体重新生长，那造血干细胞是否能够通过移植重新恢复血液功能？

(资料图片)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血液学的发展才刚刚起步。陆道培脑海中有了一个看起来是“天方夜谭”的想法——他想“重建”人体造血系统。

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在那个年代仍然是无人触碰的领域，在患者与供者之间，医生必须承担更多的风险与责任。但陆道培觉得必须要走出这一步，血液病激烈而隐匿，要想让患者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治愈，首先要让他们的血细胞恢复正常的功能。对于生命危在旦夕的血液病患者而言，这是唯一的希望，是生存机会“零”和“一”之间的选择。

《创新攻坚——中国血液学发展史》第三集：《曙光》

登更高的山

1963年，在北京平谷一家医院当护士的张秋兰，口鼻突然出血不止。经过检查后，她被确诊为严重再生障碍性贫血。这一年，她只有21岁。

在那个年代，几乎所有人都判定张秋兰的病是不治之症。充斥人体8%的血液出了问题，还有什么办法能够治疗？医生们对此束手无策。年轻的张秋兰只能任由病魔蚕食，生命危在旦夕。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第六届主任委员陆道培决定接诊张秋兰。在此之前，他已经进行了近十年的血液病研究，正在专研一种全新的血液病治疗方式——骨髓移植。做了很多预测试的他相信造血干细胞移植对人类的血液疾病的治疗是有帮助的，“起码跟植皮差不多，植皮对烧伤有帮助，那么骨髓移植也有帮助，它能使得受损伤的骨髓提前恢复”。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第六届主任委员陆道培

骨髓中的造血干细胞具有良好的分化增殖能力，为了从根本上恢复病人的造血机能，则需要将健康人的骨髓移植给病人。找到匹配的骨髓是移植的第一步，陆道培把目光锁定在了张秋兰的孪生妹妹身上。亲人间能够找到可匹配的骨髓对病人来说实属幸运，但不巧的是，当时张秋兰的妹妹已经怀孕三个月了。

陆道培想了很多，因为决定手术意味着他的肩上背负三条生命，两个家庭的未来。他知道最保险的做法是什么，但最终还是说出了那句“（我）敢冒这个风险，敢担这个不成功的风险（的责任）”。

意识到自己责任重大的陆道培同样看到手术背后的机遇。从更长远的角度考虑，如果移植成功，不仅患者可以彻底摆脱血液病的困扰回归原本的生活，骨髓移植也会为未来的血液病诊疗提供一个良好的范本，重拾治疗的信心。

敢于创新是学科发展的前提，彼时正是中国血液学科的发展起步阶段，一切都鲜有经验可以参考，陆道培决定成为这个“走出第一步”的探路人。

1964年1月27日，经过精心准备，陆道培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成功为张秋兰进行了骨髓移植。这是亚洲第一例、全球第四例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开启了中国骨髓移植史的序章，也让张秋兰由此获得新的生命。而提供骨髓的孪生妹妹和腹中的小宝宝也一切安好。

回忆起当年“重生”的场景，张秋兰仍然印象深刻。手术一周后，她的血色素已经明显上升，精神也好了。“当时同病房的病人胆子大，偷着带我上大街遛街去了。”至今，张秋兰保持着骨髓移植患者存活最久的世界纪录。

陆道培的探索没有止步于此，他说：“我的这个进展在医学领域里边，只是一小部分的进展。”在医学不发达的年代，陆道培克服了重重困难，让中国人的名字出现在血液学研究的国际舞台。而后，他创建了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并在1981年完成中国首例异基因骨髓移植。

“你登这个山，还有别的更高的山。医学是共同携手共进来进步的。”在骨髓移植的领域里，陆道培带领一代代血液学人突破局限，终于看到了血液学诊疗的黎明。

生命接力

陆道培的手术让当时的血液学人意识到骨髓移植对于血液病患者的重要意义。但在骨髓移植手术的进一步探索中，移植供体难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

2001年，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液科主任、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第十一届主任委员吴德沛在血液科病房第一次见到了患者陈霞。年仅20岁的她患有急性髓系白血病，病情已经恶化到只有骨髓移植一条路可走。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液科主任、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第十一届主任委员吴德沛

唯一的治疗方法就摆在眼前，但吴德沛对于能否成功进行手术却完全没有把握。陈霞是独生子女，只有通过骨髓库来寻找合适的供者。“当时中华骨髓库的资料分散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总共大概不到4万份，也没有联网，我们只能就着低分辨的资料一个个查，根本就找不到。”后来，吴德沛想到中国台湾有一个慈济骨髓库，当时是亚洲最大的骨髓库，里面有22万份供者的资料，陈霞有没有机会在那里匹配上？吴德沛随即向骨髓移植的老前辈陆道培院士求助。“我说我们有个病人想到台湾找供者，请他来引荐帮忙。陆院士非常地好，他说好的，我来帮你引荐。”

2001年4月，经过多方不懈努力，台湾慈济骨髓捐赠中心成功为陈霞找到完全相配的供者，并且对方愿意捐献骨髓。陈霞至今还能回忆起她接到吴德沛电话时的激动情绪。“我的印象是很深的，当时吴主任给我打电话，他说陈霞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说你的这个骨髓找到了，是漂洋过海来的，当时我是真的很开心。”陈霞默默许下心愿，“如果我有一天能移植成功，我一定会回来帮助我的病友们。”

电话的另一头，吴德沛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安排手术事宜。尽管也因患者匹配到了骨髓而欣喜，但压力也随之而来。

尽管造血干细胞移植已经被认为是能够治愈恶性血液病最有效的方式之一，但在当时的中国，异体移植术的开展仍然十分鲜见。中国临床意义上的骨髓移植初期只能在HLA（人类白细胞抗原）全相合的条件下进行，即便是在同胞兄弟姐妹中，“全相合”的概率也只有四分之一，在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群中找到HLA全相合骨髓的概率更是只有十万分之一。且哪怕基因匹配，异体移植仍然存在很强的排异风险。加上事件引起了海峡两岸人民的高度关注，各路媒体也纷纷参与报道，手术的所有细节都会呈现在聚光灯下。“（手术）做成了，可能我们前途就光明。”而吴德沛更担忧的是手术失败的影响，“如果移植失败，造成不好的公众印象，人们面对血液病会失去信心，无论是患者还是医生，都不愿意再做尝试，这样学科就会越做越小”。

2001年6月13日，这份来之不易的造血干细胞，从中国台湾的花莲出发，途经台北、香港、上海，最终抵达苏州的移植层流净化病房，移植到陈霞的身体。在两岸人民的瞩目之中，移植手术顺利完成。相关报道最终被命名为《生命20小时》，成为了中国造血干细胞移植历史上里程碑式的案例。

2001年的7月13日，陈霞在病房看电视，电视中传来中国申奥成功的消息，电视机里的人们都激动地拥抱着哭泣。陈霞也止不住泪流满面，“那天就是我的重生”。

后来陈霞遵守了当年自己许下的诺言，在康复后回到苏州，创办了苏州陈霞爱心基金会，为血液病患者和家属提供公益服务。

吴德沛教授与陈霞

整个过程中，陆道培始终鼓励吴德沛完成这样一场具有开创意义的手术。吴德沛后来明白了这对于整个学科的意义——人们能够见证全社会、医者以及每一个普通人为挽救一条鲜活的生命所做的努力，了解了白血病其实是“可治愈”的疾病，更多的人愿意参与进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他感到欣慰的是，这场移植结束后，苏州当地希望加入骨髓库的人“在一周之内有十倍的增长”。他也补充道：“到2020年底，中华骨髓库有了近300万份的资料入库，已成为世界上几大骨髓库之一，为患者捐献了一万多份造血干细胞。”

拯救“不幸运”的大多数

血液疾病凶险，能够及时获得“武器”对抗的在当时只是少数的幸运者。2004年，来自江西的唐高潮被确诊为急性髓性白血病，医生给出的判定是“若不及时治疗，生命只能维持三个月”。来自山西的韩致俊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他们都无法在亲属中找到全相合的匹配骨髓。

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所长、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第九届主任委员黄晓军形容当时骨髓匹配的艰难情况：“中国需要做移植的病人可能一年有8万人，我们只讲血液病还不包括拓展的（其他疾病），但是真正能找到供者的只有几千，这个缺口非常大。”

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所长、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第九届主任委员黄晓军

黄晓军深知，想要改变骨髓移植的治疗格局，需要从供体角度打开思路，突破全相合移植的“禁区”。他与全世界的同行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实现人人都有造血干细胞移植供者。

在与团队致力于研究半相合移植的过程中，他注意到一个决定着骨髓移植手术成功与否的关键——T细胞。它像是一把双刃剑，能够抗肿瘤和抗感染，但遗憾的是，它对正常细胞的杀伤力也同样大。黄晓军解释：“配型不合的时候，（T细胞）攻击和打击力就越大，它不仅不能救病人，还会使病人产生抗宿主病等一大堆并发症，反而害了病人。”

当时国外着手研究T细胞的主流思路是“去除骨髓中的T细胞”，以此来解决由它引起的抗宿主病问题。黄晓军认为这样的方法不可取，因为这相当于也抛弃了它的抗肿瘤能力。

黄晓军决定另辟蹊径，把病人的T细胞在做之前进行“教育”。通俗易懂地说，是“跟病人的T细胞说，你进去以后啊不要去攻击我们病人的细胞太多，你是来帮他，等到长好了以后你去打敌人，误伤了一点，我们也认”。

尽管思路简单直接，但过程远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流程上看起来很简单，就把造血干细胞（从供体）采出来，再给病人输进去就完了，但是它在里头造血的过程就像苗长起来，你在什么时候施肥，什么时候拔草？如果你苗长晚了，施肥施早了不行，施晚了也不行。这些东西是看不到的。”

当时已经走投无路的唐高潮和韩致俊都决定奋力一搏，进行半相合移植手术。唐高潮说：“大夫叫我进去签字的时候，我一个搞书法的这两个手签自己的名字都打抖。签完觉得，我就把我的生命交给医生了。”

“创新因使命，破万为重生”，在一系列精准医疗手段的帮助下，最终，唐高潮和韩致俊都成功攻克病魔，获得了新生。

2004年，黄晓军经过一系列研究总结，在内部会议上推出了原创的非体外去T单倍型相合造血干细胞移植体系。三年后，这个全新的移植体系被媒体报道，在国际上引起巨大轰动，被称为“北京方案”。

“北京方案”的出现将骨髓移植的供者范围从直系血亲扩大到了叔表亲属，让骨髓移植真正进入了“人人都有供者”的新时代。

知识与技能之外，黄晓军创新、责任、担当和人文情怀也是医生的必备素质。“只有这样才能成为大医生。”

创新从未停止。除了北京、苏州两地，全国多家医院也相继涌现出一系列新成绩、新突破。四十余年间，中国的造血干细胞移植事业走过荒芜，已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集团军式的领先。

一切不可思议的创造，都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发生。

吴德沛将这个过程形容为“啃硬骨头”。越是困难的东西越需要研究，正是这样迎难而上的勇气与担当让中国血液学从“一无所有”走到“领跑世界”。血液学研究者们用胆识与智慧将骨髓移植技术提升至“人人都有供者”的新时代，而这一切的变化，让我们在一个个完全治愈最终迎向曙光的血液病患者身上看到了印迹。陆道培说，这一历程就像是“在时间的沙漠中，留下自己的脚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