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是说脱口秀不可以聊政治或者军人。
◼️ 相反,历史上有许多非常精彩的脱口秀表演几乎通篇政治,也会触碰到军人问题。比如去年在美国提出反女性堕胎法案时,一段著名脱口秀演员乔治·卡林的表演在社交媒体上被转发了上千万次,卡林在尖叫和掌声中戏谑到:保守派们对孩子的喜欢仅仅是从怀孕到分娩,出生前保护你的一切,出生后没人鸟你的一切,直到你长大到能参军的年纪——保守派们等着的不就是这一天,盼着婴儿出生,再送到战场去做炮灰。”当然,乔治·卡林毕竟是个美国人,我们再说中国脱口秀鼻祖之一的黄西,一路说脱口秀说到了白宫,每一位美国总统有什么差错,黄西都会一本正经的用逗乐的方式讽刺一番。当然,黄西毕竟在美国。我们最后还可以说黄子华,2018年香港骚乱的背景下,他在脱口秀中说:“别吵吵了,这是深圳河不是多瑙河,这么近的距离,解放军都不用过来,喊几声那边就没什么可乱的了。”
(相关资料图)
◼️ 如此举例并非意味着脱口秀必须要政治正确,也并不是说脱口秀非得摒弃掉其讽刺的内核扛起什么宣传的大旗——不是的,而是想要论证一个被很多人忽略掉的常识,即脱口秀需要根植在一定的文化与价值土壤中,需要背靠一定的社会语境,也需要指向明确的社会问题,只有在此之中,脱口秀才能称之为是针砭时弊,其冒犯性才能被解读成艺术性。如若不然,那就如同在有宗教信仰的国家冒犯宗教,在追求平等的领域倡导歧视,在人人友善的社会寻衅滋事——只有冒犯,没有艺术。
◼️ 所以这压根就不是freedom不freedom的问题,也不是所谓的“脱口秀就是冒犯的艺术”这么一句简单的口号就能开脱的问题,而是一个正在成长中的、事关社会文化发展的行业,试图背离原有的文化土壤和价值序列,挑战底线的问题。
05/18/Tues.
@TuTouSuo™️
我想我们应该明确,在特定的事件中表达一定的观点,但因为观点本身不符合主流意识被ban,和主动碰瓷被ban,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前者是我们确定要为其呐喊的权利,后者虽然一定程度上有着前者的伪装,但本质上既不高尚,也不自由。
在最开始我们需要拥有一个共识,即专业语言表演家,诸如脱口秀演员、主持人、辩手、新闻人这类角色之所以是「专业的」,就是因为其在经过大量的后天训练和学习的基础上,理解语言可能会产生的力量,也知道要如何在特定的文化土壤中,正确的、符合文化方向和大众志趣的进行语言性表演与展示——具体而言,这意味着他们中国大众的喜好和笑点,也知道在中文语境下什么词可以使用、什么词不可以使用、什么段子是艺术,什么梗是冒犯。
如果做不到的话,那就是不专业;如果明知道不好笑也很冒犯,但还是接二连三的使用,那或许就是别有目的——不一定非得是政治目的,商业目的、流量目的、哗众取宠,也是目的。
house的笑话之所以在大多数人的立场上都被认为「不恰当且冒犯」,本质上也离不开我们的文化语境,离不开我们共同的存在根基。
首先是最直白的内容本身,饱受诟病的「狗」这个形容词。脱口秀要讲究当时的语言情景,但也要讲究文化语境,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文化语境是要大于语言情景的,这样才能更快的引发观众共鸣——毕竟观众共鸣的不仅仅是笑话,更多的是从笑话中感受到的“我也是、我也遇到过”的情感共振。
那么回到house段子中的「狗与野狗」这一形容词上,在中国传统的文化语境中,狗本身就有一定的侮辱含义,何况是「野狗」,纵使house在自己的段子的语言情景中如何讲自己收留的流浪狗,如何夸奖自己小狗的勇敢,但当「野狗」这个词突兀的出现在段子中,并和必须尊敬的人民军人放在一起的时候,这两个词语的天然悖论足以让人们抽离掉所谓的语言情景,而聚焦于广泛意义上的文化语境:毫无疑问,任谁看了都是侮辱性的表达。
于是第二层反驳就出现了:不是侮辱,脱口秀就是冒犯的艺术,这就是开玩笑,认真你就输了。这条逻辑完全就是道德绑架,「开玩笑」并不能成为了一切冒犯和侮辱他者的挡箭牌,因为即使是「玩笑」,也应该至少站在尊重的底线上,而按照我们上文所说,在传统语境中,词语使用本身已经构成了侮辱。
而冒犯的艺术这一说法,在脱口秀近百年的发展中,始终都在是特定的「社会讽刺类脱口秀」中使用的——比如引言中提到的乔治·卡林、黄西等人,也比如在脱口秀大会中崭露头角的杨笠、呼兰等人。他们至今被广为流传的段子,如「男人为何如此普通,却又那么自由」「工作嘛,躺有躺的价格,卷有卷的价格」「刘备率军20余万攻打襄阳,10万百姓流离失所」中最鲜明的一个特点,即针对特定问题的讽刺和冒犯,杨笠针对男女性别不平等问题,呼兰针对社会内卷等。这也直接说明,脱口秀以冒犯为名的针砭时弊需要有明确的针砭对象,或者需要有具体的社会困境——且因为脱口秀本身的表演和大众属性,这样的困境还必须是显性的、人人都可以感知到的:女性凝视、社会竞争、隔离、学历、两性关系,这些都是显性问题,但唯独house说的这个所谓的针砭,既没有社会问题作为依傍,也缺乏大众得以共情的基础。
这个段子不好笑,人们没有笑——没有笑声的脱口秀,没有大众基础的脱口秀,还能被叫做艺术吗?
艺术之所以为艺术,就像蒙娜丽莎之所以迷人,是因为其从关注神走向了关注人,是因为其背后的人本主义;就像达达主义之所以被称道,是因为其在对高雅的反叛之中建立起了属于大众与通俗的一方意义空间——某种话语、文本、表演风格之所以可以被称之为艺术,也是需要立足于特定的时代与价值之上,寻找人的共同存在性和理想性,并加以表达、引发共情。
这就说到最后一层,也是house脱口秀虽然冒犯,但同时又被部分人标榜的部分:政治——他在冒犯政治,冒犯政治的行径就应该是艺术,这句话我并不否认。但就像上文论证的,冒犯政治也应该有对象和针砭意义;且另一方面,我想作为脱口秀演员的house也好,李诞和笑果文化也罢,他们都不仅仅是脱口秀演员,他们也是合格的市场洞察者和商人,因此他们也非常清楚脱口秀在当代中国的几个典型标签:青年、反叛、亚文化、戏谑、冒犯、z世代。而这些标签也共同指向了一个既定的表演方向:戏弄政治,嘲讽它、否定它、把正确的话语放在不正确的场合,把不正确的形容词插入正确的话语,显得这一切荒诞而可笑,然后赢得满堂的喝彩,又博得一个“敢说”“大胆”“被ban也是勇士”的好名声。
戏弄政治并不一定是高雅,也有可能是博眼球的技巧:其中重要的判断标准,便是:是否维护共同利益、是否有诉求表达、是否有社会与意义、是否有共同性的理想和广泛意义上的呼吁。
我将本文命名为重新思考冒犯与艺术,因为冒犯与艺术中间,横梗着「哗众取宠」和「投其所好」。
共同性先于自由性
️ / TuTouSuo / 不是所有的冒犯都是艺术/
house这件事往深了聊,那就势必要谈自由。但自由这事在这写,就势必要搞得我胆战心惊不知道能写不能写了,所以,我想先申明这篇关于自由的立场,即我们必须强调「有约束的自由」而不是「肆意的自由」,这是秩序运行的必然,也是稳定与井然的保障。
现有「存在」,再有「共同」,最后才创生「自由」。
这也是为什么,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总是先争取食物、资源、领土,再统一文字、货币、语言、度量衡、文化,最后当文明辉煌到一定的高度,当生活基本需求得以保障之后,才会谈及「自由」,谈及表达的、思想的、行动的、娱乐的、生活的自由:因此虽然时至今日,都没有任何一个哲学家或者社会学家,任何一个社会派别,女性主义或者保守主义能对自由作出一个真理性的定义,但任何的学者和派别却也都极其清楚的了解自由存在的前提:人的存在和共有的意识。
人的存在确保了自由的实践主体,而共同的意识保证了自由的实践始终不会偏离社会发展的轨道,也确保了自由的意志带来的是广泛意义上的正向结果,而不是因为肆意的自由而催生出人类历史上出现过无数次的侵略、战争、疯狂、极端。
这是积极自由的前提保障。
如果没有这样的前提,那么我们所说的自由,其实不过是一种「消极自由」:它并不保证一定给我们什么东西,它只是告诉我们此处强制不存在,我们可以自由地去尝试。我们得到什么东西,取决于我们如何去运用自由——同时,又由于成长本身的阶段性和社会意识的发展性,任何个体都必然处于程度不同的“无知”状态,因此消极意义上的自由可能意味着饥饿的自由,贫穷的自由,冒着生命危险的自由,犯错误的自由。
这就是为何,自由必须建立在规则之下:过往的历史与实践早已证明了自由这一理想背后暗藏的破坏性,因此赋予自由以社会合法性的唯一目的,就是在任何时候,在争取自由的时候始终以维护共同的意识为前提:
但「共有意识」是抽象的、是历时性的,只有将它落地在特定的需求土壤中,和时代基因中才能得以明确的观察到。就像以赛亚·柏林在《自由及其反叛》中对中世纪的判断一样:我们今天认为中世纪很黑暗,但生活在中世纪的人并不这么认为,人们的需要和我们不同。因此,对一个时代是应当肯定还是否定,它应当受赞扬还是责备,认为它伟大还是渺小,进步还是反动,要根据它是否满足当时的需要这条标准来判断。
这也是今天所说的,自由必须具备「时代与社会合法性」。
如果不具备社会合法性,那么任何人都可以打着自由的旗号彼此相互攻击,那么自由的尺度下会充斥着暴力与谩骂,那么我们所拥有的,这段相较于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都长久的和平,也终究会在所谓自由的口号下彻底走向其对立面,演变为新一轮的个体极权。
那是另一种意义上,人类自由的荒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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